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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看，对于明清武术文化形态除了物质、制度和精神等要素以外，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，就是武术文化的形成条件与动因。寻找武术文化形态的形成动因，理清其历史与发展脉络，可以为我们研究明清武术文化的价值，预测其将来的发展，找到发展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。
结合文化三次理论，武术文化形态的形成动因也须相应地分为经济与科技、社会制度。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的条件，与动因并非与所导致的文化形态三层次一一对应。也就是说每一个方面都可能是形成文化形态的一个或几个原因。
一、由经济、科技产生的条件与动因
明清时期的经济与科技都处在中国古代社会鼎盛期，尽管此时已经与西方拉开距离，但还是足以给中国带来不小的变化。这种变化对武术文化传承载体的形成，及人们对武术的需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1.经济小农经济（宏观）与社会分工（微观）
浸淫在农耕文明中的小农经济，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。这种经济特点对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，是形成明清武术文化的重要前提条件。在物质方面小农经济使得农民必须依地而存，而且这种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于其它经济形式。
这就大大限制了农民之间的交往活动，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文化具备了多样性、地域性的特点，明清形成的拳种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。每个拳种都保持着自己鲜明的特点，拥有自己的拳理、技术特点、传承历史等，构筑成种类多样、风格突出的拳种体系。在制度方面小农经济是以分散性家庭生产为单位，使它具备了以家族方式传承的特点。
农业种子的发现与培育、耕种技术的创新与发展、生产工具的制造与改造等知识，都须进行家庭或家族式的传承，从而导致了崇拜祖先，重视传宗接代的观念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任何行业的传承也都带有浓厚的家族式观念，这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业传承已然成为一种行业继承。
明清武术的传承也不例外，无论是血缘制、地缘制还是业缘制均是以血缘传承，或是一种拟血缘传承的制度进行。在精神方面上农业生产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，也就是说农民还必须靠天吃饭。由于小农经济的经营规模狭小，缺乏积累和储备的能力，经不起风吹浪打，造就了百姓以和为贵的理念。
同时这种靠天吃饭的特点使得百姓更执着于天人合一的思想。这些都是武德和武术知识的重要内容。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经济形态，在技术、传承和精神上，为明清武术文化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。
尽管明清社会依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，且统治者依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，但是此时的手工业、商品等经济也都有所发展，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在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高峰。这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分工更加细密。我们从余同元对中国传统工业行业分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，明清时期社会分工的精密程度。
周代《礼记》记载了六工说：《考工记》列出了30多个工种和30多种工匠职业：隋代《大业杂记》记有一百二十行；唐代《长安志》分为二百二十行；宋代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载了仅在杭州的四百四十行：而明代的粗略统计是至少六百多个工种；到了清代则已经很难统计了。
从工业行业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，行业分工呈几何倍数递增，特别是在明清之际形成爆发之势。这一行业细化的特殊时期使造纸业、印刷业、出版业、兵器制造业、服装加工业等这些原有的与武术间接行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它们为武术文化的器物技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。
更重要的是此吋期还使跟武术直接相关的行业进一步独立、成熟，它们包括以武术为基础的营生手段，为商人的人身及财产等提供安全保障的镖局，以市井耍拳卖艺为谋生手段的演武，以教授武术为谋生手段的武师行业。它们为明清武术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创造主体，即专门从事武术行业的人。
社会分工不仅为明清武术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，而且也是武术文化形成的动因。社会分工的前提是一种社会需求，当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自然会寻找满足自己更高愿望的事物。
涂尔干认为：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，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，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发展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。而明清时期的经济状况恰恰满足这一理论基础。
2.火药制造术与热兵器
中国本为火药的故乡，西传欧洲后有力地促进西方近代文明的孕育和发展。尽管如此由于战争的需要，火药在明清之际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凡是较为系统的明代兵书，都会记载火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。但是火药与热兵器的出现使明清军事训练结构发生了变化。
有了冷、热之分限制了武术在军事训练中的生存空间，使之不得不转向民间。由于军事武术训练的单一化、标准化、程序化，传统文化思想很难与之结合，而转入民间的武术与传统思想相得益彰，共同促成了明清武术文化的多种形态。
3.造纸印刷术与书籍
明清时期的造纸术已经性比较完善。在明代无论是在纸张原料、制作流程和生产品质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有些基本原理如石灰浆处理竹穰和柴灰处理纸浆等至今仍在沿用，在《大工开物》中对之有详细的记载。进入清代造纸术亦有所发展，并在原有基础上引入了新的原材料（竹纸）、进一步精化了制作工序。
《造纸说》对清代的造纸术有较为系统的总结，其内容比《天工开物》更加丰富。对于印刷术，明清两代也已经相当成熟。明代出现了现存最早的铜活字版印刷技术，同时铅、锡也是。时印刷书籍常用的活字版，清代在铜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又发明出木活宇。
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展对书籍的质量与保存提供了物质基础，而书籍又为武术文化的器物形态提供了物质条件。在明清武术手抄本大量遗失的情况下，书籍的大量印刷与发行才能有效地保存住明清武术内容的重要形式，也是我们研究武术文化形态的基本依据。
二、由社会、制度产生的条件与动因
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棊本政治制度，是指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，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、控制国家的政体。在这种制度下，统治阶级对军队的统管理和销兵禁武令的实施，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明清武术文化的形成。
1.对军队的管理
中央对军队的统一管理，使得军事训练内容趋于单一化、标准化、程序化。由于军事训练始终是以实战技击为直接目的，这就使明清武术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方向。统一化的军事管理对于推动武术文化发展表现在，军事训练思想较容易在军队中普及与传播，进而也会推动民间武术的发展。
为武术在民间与军事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。戚继光、何良臣、俞大猷的军事训练思想首先就融入了很多民间武术成分，在传至全军后，又着书立说反过来又成为民间武术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多数明代兵书被清廷列为禁书，但兵书有关武术的内容早已深入人心，在民间生根发芽，使得转入民间的武术文化稳定的发展。
2.对民间实施销兵禁武政策
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，统治者们不仅需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防止人们反叛行为。销兵与禁武是我国历朝历代推行的法令，有时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，统治阶级会倡导民间习武，但也是在官方统一管理下不得已而为之。销兵包含两层含义，一为销毁兵器，二为消减兵员。
其中销毁兵器对于明清武术文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它是指指朝廷为了统治的需要，不准民间百姓私持有铁器；禁武简言之就是禁止习武，意指朝廷为了统治的需要禁止一切间习武活动。无论是销兵还是禁武，都是统治阶级试图压制民间的武装力量，以维持其统治。
最早记载销兵事迹的是《史记秦始皇本纪》，书中有：收天下兵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钟據，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廷宫中。此后每个朝代都效仿这一政策对民间实施销兵政策，不许农民有学习搏斗技击的机会。到了明清这种政策更为严厉。明朝官方对于军队兵器的控制相当严格。
何良臣在《阵记》中提到：其各兵器械，当刻本营本队本兵姓名于上，以油漆罩之无使模糊混杂，庶遗弃可稽。朝廷对于兵器流落到民间相当敏感，所以实施兵器实名制。而清朝对于控制民间武装力量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策，在销兵的基础又添加了禁武。清朝前期、中期、后期都有皇帝亲自颁布的明文禁武令。
例如雍正帝认为：演拳棒武艺之人多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，终日丧气角胜，以至赌博、酗酒、斗狠等有害于民生风俗，如有臂力勇健过人者，可以通过武科考试或投军队为国家效力。因此将拳棒一事严行禁止，如有仍前敢于自号教师，以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师学习者，即行拿就。
这一禁令在以后的圣旨中时常被采用，用以消除民间的武装力量。明清官方所实施的销兵禁武政策对于武术文化的形成是多方面。首先是促进了以拳为主要演练、传习的物质形态，由于民间被禁止持有兵器，劳动者利用身体来模仿各种器械，以满足其技击愿望。其次官方严禁在民间有任何威胁统治阶级的活动。
武术要想发展，其生存环境和技击形态必须发生变化。民间秘密结社就成为明清武术传承的重要场所，而武术的功能则朝着美学、养生等方向发展。再次销兵禁武令的颁布使明清武术在一种限制的条件下自由的发展。
所谓限制就是销兵禁武政策，自由是因为官方在宣布禁武令的同时不可能再出台一套习武的政策，民间武术一定是在秘密地状态下自由的发展。
这种自由的发展导致了拳种的大量涌现，它既是明清武术文化的特点，同时又限制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。由于没有统一的管理使得有些名不副实的伪拳种也随之出现。
最后销兵禁武政策使民间武术完全脱离军事环境，逐步孕育出独立于军事的武术体系，并使民间武术成为明清武术文化形成的重要环境。从宏观角度讲，明清武术文化形态的特征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相互博弈，钳制与反钳制的结果。
三、总结
明清时期武术文化形态有了显著的变化，使武术终于摆脱了依附于其它文化的束缚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武术文化形态，因此明清是武术发展的重要转折期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武术文化形态，大多都是明清时期形成的。
明清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、科技的发展、销兵禁武政策的加强是促进明清武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。如果着重对明清时的术文化形态进行研究，以此为基点往前可以深究武术形成的动因，往后可以总结武术发展的得失可以加杠杆的股票平台，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武术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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